这是另一种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很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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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很不幸，在众叛亲离以后郁郁而终。而袁老四的死对头孙文就很幸运，在身败名裂之前就乘鹤西去了，国民党觉得把袁世凯尊为国父太尴尬，遂让竖子成了名。但如果问，是谁造就了中华民国，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袁世凯。
袁世凯没留过洋，也没有在教会学校上过课，读过几年私塾，但有幸没能考上功名，最后投笔从戎，从朝鲜起家，在军队中磨爬滚打了N多年，最后当上直隶总督，并成为晚清立宪新政的一面旗帜。从袁世凯的成长轨迹来看，他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对清王朝的态度和曾国藩，李鸿章的态度有很大不同；早年在朝鲜练兵时袁世凯和日本的军政两方都交过手，对日本的军事和政治有实际的认识和了解，说从袁世凯一出现在政治舞台就是一个军队中立宪派的形象，就毫不奇怪了；袁世凯先后获得李鸿章，荣禄，慈禧的赏识，靠的就是处事精明，手腕圆滑，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袁世凯行得就是务实精神，慈禧晚年搞的一系列改革，袁世凯既是幕后推手，又是实际操作者，当时每一项新政，从取消科举到开设新式学校，从建立警察制度到设立电报邮政，从铁路建设到城市的市政消防现代化，背后都有袁世凯的影子。
孙文十三岁就随母去夏威夷投奔了他大哥，接受了正统的殖民教育，后来他哥把他送回国， 1892年，孙文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从孙文的思想成长背景来看，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有限，基础教育是西化的，而孙文的高等教育不是政治学，社会学，或法律，而是医学，加上孙文没有在中国的从政经验和社会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表现出理论肤浅，行为幼稚，都是有根源的。
袁世凯有两个很大的优势，第一就是他革新派的形象，后人称袁是“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当天下大乱时，全国上下能够托付大事的人只有袁世凯一人而已，当时全国立宪派的鸿儒之士，都聚集在袁世凯周围，尤其是熊希林内阁，连革命党人都称之为“第一流内阁”，大有英雄相惜的味道。第二，就是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武昌起义一开始，北洋军就被调往前线，但袁世凯不点头，冯国璋就是按兵不动。在前线，北洋军想胜就胜，想败就败，完全取决于袁世凯对时局的安排和控制。
孙文也有两个优势，除此之外，两手空空。第一，他是中国提出共和体制并付之行动最早的人。第二是他那敢于鸡蛋碰石头。孙文式的革命很盲目，无非就是买枪雇人，搞杀人放火的一套，要么被清军轻而易举就剿灭了，要么人家拿了钱不干活，还把革命党人出卖了，无论是华侨的血汗钱还是日本的“国务机要费”，就这样一次一次被糟蹋了，搞恐怖暗杀也是毫无章法，屡战屡败。虽然最后出钱的对他的信心越来越小，但孙文的名号却越来越大了。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的中餐馆端盘子的孙文火急火燎地赶回来摘桃子，人们指望他像以前一样，揣着大把的“国务机要费”来拯救破产的民国呢，但此时他说：“我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的精神”。
当年以瞿鸿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和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其实早就有了共识，即宪政体制最终会取代专制政体，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实现而已，孙文的暴力革命在知识分子中间鲜有市场，更不要说还处于温饱阶段，对民主毫无概念的广大干部群众了。摄政王载沣无能无识，对已经开始的制宪拖延推搪，激起所有人的不满，武昌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响应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各地的反叛多仅是扛着共和的旗号，孙文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和从属关系，这些叛军军纪涣散，各自为政。黎元洪虽是个早年服务于北洋海军的海归军官，但也是被兵变的下级军官推举才当上了共和首义功臣的。以满清当时的陆军实力，剿灭这些乌合之众的反叛十拿九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满清的陆军主力，北洋军完全没有被革命党人所渗透，有一个北洋军官想造反，却遭到部下的反对而被告发处死。按照正常的发展，君主立宪就是中国的未来，孙文的共和革命，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军事上，在中国完全没有机会。
满清皇朝的退位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在袁世凯的有所作为中实现的，和孙文的共和革命没有直接关系，甚至间接关系都没有。以当时的情形，即使不发生打着共和旗号的叛乱，而是其他什么“严重群体性事件”，都会成为袁世凯先养寇自重，获得最大权利，继而借机推翻朝廷，自立为王的机会，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是这样反复地演绎着的，这回只是名头不同了，不是外族入侵，也不是饥民暴动，而是用了孙文倡导的共和革命，冠冕很堂皇。袁世凯具体是怎么玩死了满清，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我就不详述了。如果袁世凯真的像他开始装的那样，垂钓洹上，学曾国藩，完全隐退，甚至像他的部将，北洋之虎王世珍那样彻底退出，就永远不会有中华民国了，所谓的共和独立，终会被剿灭，朝廷也会在压力下加速制宪，建成君主立宪的国家。总之，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
http://news.boxun.com/forum/200901/b...b/422455.shtml
02/26/10 2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