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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4/09 16:15   #1
gao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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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汉语竟有七成是"日本话"

http://hi.baidu.com/moeloli/blog/ite...497ddd8c5.html

裴钰

  说起“日货”,通常是指日产的汽车、家电等。而当代汉语中也存在着“日货”,占到了当代中国汉语的70%以上(社会和文科学方面)。
  属于外来语的日本汉语,对中国当代文化起着巨大的作用。
  我们用老祖宗造的字,组成日本独创的词,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里,说明一个事实:“汉语”已经成为汉文化圈共享的历史文明。
  这些外来词汇只是现代化的骨架,并不是现代化的灵魂。有了现代化的骨架,却还没有足够的现代化的血肉,骨骼够大,但是营养不良,当代文化的窘境大概就在于此。解决窘境之路,不在于更换“骨架”,而在于锲而不舍地为当下的文化重建,补充现代人文的“营养”。
  无处不在的日本汉语
  我们看娱乐新闻,有一条说,小沈阳参加春晚之后,人气大涨;还有一条说,田亮拍了南非性感狂野写真。“人气”和“写真”这两个词,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两个词是不折不扣的外来词,是源自日本汉语的两个词。
  我们再看看下面来自日本汉语的几个词:
  1.解读,分析解说某项政策、观点、理论。比如,解读政策,解读谜团,解读****
  2.新锐,在某一领域新出现的有影响力的人、产品,比如,新锐人物,新锐导演,新锐汽车……
  3.职场,工作的场所,比如,职场人生,职场技巧,职场人物……
  4.新人类,新人,新出现的人物,比如,常常形容90后的孩子是新人类。
  5.视点,评论人的立场和观点,比如,专家视点
  6.亲子,父母的孩子,比如,亲子课堂
  7.达人,艺术、手艺、学术方面的大师。
  8.放送,播放。比如,影视金曲大放送,新歌大放送
  9.完败,以大比分,或者以明显劣势而输给对手。比如,北京国安队完败于上海申花队。
  10.完胜,以大比分,或者以明显劣势而取胜对手。比如,北京国安队完胜于上海申花队。
  11.上位,成熟,上路的意思,比如,他已经上位了。
  12.点滴,输液的意思。
  13.量贩,大量销售商品。比如,量贩式KTV,量贩式超市。
  还有一些常用词汇,都来源于日本汉语,比如:
   健康、卫生、衬衣、宠儿、乘客、储蓄、反感、化妆品、接吻、紧张、批评、企业、气氛、人格、肉弹、升华、生产、体育、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 文化、文明、文学、时间、劳动、服务、白血病、鼻翼、剥离、大气污染、关节炎、抗体、麻醉药、牵引、弱视、色盲、糖尿病、听力、血压、……
  除了词汇之外,还有一些用法,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表达,比如
  1.超……
  超强,超豪华,超爽,超动人
  2.准……
  准新娘,准新郎,准妈妈,准爸爸
  3.真……
  真英雄,真好汉,真男儿,比如,他是一个真男人!
  4.无某某之必要
  比如,无解释的必要
  在文章最后,还附录了一批常用的日本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用老祖宗的字,写外国人的词
  这些深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外来词,或是日本独创的词,或是改造了中国原有的旧词,独创了新的含义,比如,博士,今天大学培养出的博士,就是来自于日本汉语,是日本独创的新义,而并不是传统中文的博士之意。我们今天用的也是日本意义的“博士”。
  日本汉语影响现代中国,有4个主要特点:
  1.范围大,程度深
  70%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用词,都是源于日本汉语。如果,我们不用这些外来词,我们几乎张不开口,说不成整句,甚至可以说,会影响我们的语义表达。
  2.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话语体系
  在人文学科之中,大量的日本汉语词汇进入了学科的话语体系,比如,历史学科的“历史学”名称,就是日本汉语词汇。涉及到法律、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大量的概念话语,都是日本汉语构造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文化”这个词。
  3.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文化层面上,日本汉语的贡献居功至伟,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日本汉语现成的词汇,能够方便、快捷地展开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大推动了思想启蒙,这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民初,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大量翻译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名词,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本土的翻译词汇和日本汉语的词汇一PK,相同的翻译词汇,大都是本土词汇完败。
  4.外来词在中国已渐渐行成“传统”
  从国别上来讲,日本汉语影响中国,当然是日本的汉文化“倒流”中国,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长期使用,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脱口而出的词汇是外来词,“时间”这个词,又有多少人会意识到这是外来词呢?渐渐地成了当代汉语的“新传统”。
  是“倒流”华夏,不是文化入侵
  很久以来,对日本汉语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化事实,有的人比较忌讳,还有的人甚至称之为“文化入侵”,更有甚者,称之为“汉语的灾难”,这些都是站在狭隘的文化立场上。
  汉语,是汉文化圈所共享的历史文明,中世纪时期,中国汉语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到了近代,日本汉语大举登陆,“倒流”华夏,反过来又从思想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
  有的朋友说,能不能全部抛弃这些日本汉语,重新弄一套中国汉语的词汇,我认为这不并不现实,而且毫无必要。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使用大量的外来词语,只会为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所用。
   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这些外来词汇只是现代化的框架,并不是现代化的内容,只是西学的骨架,并不是西学的灵魂,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走上了“西 学”的道路,可在人文学科建设上并不尽如人意。有多少人拿着“文化”这个词,去做伪文化的事情,用着“文明”这个词,在演绎着伪文明。
  有了现代化的骨架,却还没有足够的现代化的血肉,骨骼够大,但是营养不良,当代文化的窘境大概就在于此。解决窘境之路,不在于更换“骨架”,而在于锲而不舍地为当下的文化重建,补充现代人文的“营养”。
  摘录转引“常用的日本汉语”:
  B:、白夜、百日咳、版画、半径、半旗、饱和、保险、保障、备品、背景、必要、编制、变压器、辩护士标本、标高、表决、表象、病虫害、舶来品、博士、博物、不动产、不景气……;
   C:、财阀、采光、参观、参看、参照、策动、插话、茶道、长波、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衬衣、成分、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宠儿、抽象、出版、 出版物、出超、出发点、出口、出庭、初夜权、处女地、处女作、储藏、储蓄、触媒、传染病、创作、催眠、催眠术、错觉……;
  D:、大本营、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代议士、贷方、单纯、单利、单位、单行本、但书、蛋白质、导火线、德育、登记、登载、等外、低调、低能、低能儿、低压、敌视、抵抗、地上水、地下水、地质、动态、动议、动员、独裁、独占、读本、短波……;
  F:、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反动、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范畴、方案、方程式、方程、方针、放射、分解、分配、分析、分子、风琴、封建、封锁、否定、否决、否认、服务、服用、辐射、复式、复员、复制、副食、副官、副手……;
   G:、改编、改订、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线、纲领、高潮、高利贷、高炉、高射炮、高周波、歌剧、工业、攻守同盟、公报、公立、 公民、公判、公仆、公认公诉、公营、公债、共产主义、共和、共鸣、古柯、固定、固体、故障、关系、观测、观点、观度、观念、观照、光年、光线、广场、广 告、广义、归纳、规范、规则、国际、国教、国库、国立、国税、国体、过渡……;
  H:海拔、寒带、寒流、航空母舰、和服、黑死病、弧光、化石、化学、化妆品、画廊、环境、幻灯、幻想曲、回收、会谈、会社、会谈、混凝土、活跃、火成岩……;
   J:、机关、机关枪、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技师、加农炮、假定、假分数、假名、假想敌、 尖兵、尖端、坚持、检波器、检察官、简单、见习、间接、间歇泉、间歇热、建筑、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感神经、交换、交通、交响乐、脚 本、脚光、教科书、教授、教养、教育学、酵素、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 度、进化、进化论、进展、经费、经济、经济恐慌、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警察、警官、净化、静脉、竞技、就任、拘留、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 部、剧场、决算、绝对、觉书、军部、军国主义、军籍、军需品……;
  K:、看护妇、看守、科目、科学、可决、客观、客体、课程、肯定、空间、坑木、会计、扩散……;
  L:、浪人、劳动、劳动者、劳动组合、劳作、累减、类型、冷藏、冷藏车、冷战、理论、理念、理事、理想、理性、理智、力学、立场、立宪、例会、量子、了解、列车、淋巴、临床、领海、领空、领土、流感、流体、流行病、流行性感冒、伦理学、论理学、论坛、论战、落选……;
  M:、码、麦酒、脉动、漫笔、漫画、漫谈、盲从、媒质、美感、美化、美术、免许、民法、民主、敏感、明确、明细表、命题、母体、母校、目标、目的……;
  N:、内服、内阁、内幕、内勤、内容、内在、能动、能力、能率、农作物、暖流……;
  O:、偶然、……;
  P:、派遣、判决、陪审、陪审员、配电盘、配给、批评、片假名、平假名、平面、评价、坪……;
  Q:、旗手、骑士、企业、气氛、气密、气体、气质、气船、气笛、牵引车、铅笔、前提、前卫、前线、强制、侵犯、侵略、勤务、清教徒、清算、情报、驱逐舰、取缔、取消、权威、权限、权益、权利……;
  R:、人格人力车、人权、人文主义、人选、日程、溶体、肉弹、入场券、入超、入口……;
   S:、商法、商业、上水道、少将、少尉、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交、社团、身分、神经、神经过敏、神经衰弱、审美、审判、审问、升华、生产、生产关 系、生产力、生理学、生命线、生态学、剩余价值、失效、时计、时间、时事、时效、实感、实绩、实权、实业、使徒、世纪、世界观、市场、市长、事变、事态、 事务员、手工业、手榴弹、手续、受难、输出、输入、苏铁、水成岩、水密、水素、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角、所得税、所有权、索引……;
  T:、他律、塌塌米、台、台车、太阳灯、探海灯、探险、探照灯、特长、特务、誊写版、体操、体育、天鹅绒、天主、条件、铁血、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投机、投影、投资、图案、图书馆、退化、退役……;
  W:瓦、瓦斯、外分泌、外勤、外在、唯心论、唯物论、卫生、味之素、胃溃疡、尉官、温床、温度、温室、文化、文库、文明、文学、无产阶级、无产者、舞台、物理、物理学、物语、物质、悟性……;
   X:喜剧、系列、系数、系统、细胞、下水道、纤维、现金、现实、现象、现役、宪兵、宪法、相对、想象、象征、消防、消费、消化、消火拴、消极、小夜曲、 小型、校训、效果、协定、协会、心理学、新闻记者、信号、信托、信用、猩红热、刑法、形而上学、性能、序幕、宣传、宣战、选举、旋盘、学府、学会、学历、 学士、学位、血色素、血栓、血吸虫、训话、训令、讯问……;
  Y:压延、雅乐、演出、演说、演习、演绎、演奏、燕尾服、羊羹、阳极、业务、液 体、医学、遗传、义务、议决、议会、议员、议院、艺术、异物、意匠、意识、意义、意译、阴极、音程、银行、银幕、引渡、印鉴、印象、营养、影象、优生学、 游离、游弋、右翼、语源学、预备役、预后、预算、元帅、元素、园艺、原动力、原理、愿意、原则、原子、原罪、原作、远足、运动、运动场、运转手……;
Z: 杂志、展览会、战线、哲学、真空管、阵容、政策、政党、支部、支配、支线、知识、直观、直接、直径、直觉、直流、止扬、纸型、指标、指导、指数、制版、制 裁、制限、制御器、制约、质量、中将、终点、仲裁、仲裁人、重点、重工业、株式会社、烛光、主笔、主动、主观、主人公、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转 炉、资本、资本家、资料、紫外线、自律、自然淘汰、自由、自治领、宗教、综合、总动员、总理、总领事、组成、组阁、组合、组织、最惠国、左翼、作品、作 物、作者、座谈、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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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http://www.zhaojun.com/youci/riyu.htm


王彬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 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 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 “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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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 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 “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 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 “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 “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 “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本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 “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 “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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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4/09 17:36   #4
Ced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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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外﹐ 日文用漢字﹐ 又比中國還早大量翻譯西方文明的事務﹐ 在加上中國留日的學生很多﹐ “日文”(漢字)自然就帶回中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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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4/09 21: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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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的特点之一就是是一字一意,自从中原雅音沦陷,大都话兴起后,阿尔泰语系的构词法开始影响汉语,其特点之一就是复合词大量涌现。
近代中国自满清入关后,越来越落后,同期西方飞速发展,很多词汉语没有只好引进。

先进的国家一定影响落后国家,就像原先日语大概有七成汉字读音源于中国,至少其中一半源于南朝吴音,一半源于中原汉音。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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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4/09 21:24   #6
xyga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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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在还以端坐为正统的礼仪呢,真不知道到底是日本还是中国继承了正统的“礼”

我以前不是问过111端坐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么?估计111网友也是一假道学 和我一样以倚坐为正坐。

但是让我最汗颜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汉人把落后归咎于外族的入侵,而不是归罪于自己的软弱和懒惰上。什么都归咎于外部因素,中国如何进步?这简直就是笑话都不如
人赋人权
我支持共产主义,我支持民主改革,我支持新闻言论集会自由,反对打着以上旗号招摇撞骗的人

女:你说!你说!到底为什么!
男:你听我解释
女: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RAmen

阿弥陀佛,贫道是穆斯林,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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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4/09 21:32   #7
关心台湾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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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双向的,一方面宋朝以后中国日益腐败堕落,一方面游牧民族兴起于塞北。

日本人鄙视宋朝以后的中国人,韩国人鄙视明朝以后的中国人。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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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5/09 11:09   #8
davidtree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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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衰落多种原因,但主要还是怪自己,宋代崇文抑武过度,灭亡咎由自取啊,脚上泡都是自己走的。
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發展問題互為因果關係,要盡可能以低成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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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5/09 18:16   #9
gao2466
欲避之 反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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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就个体来说,未必比华人强,但是整体来看,确实比华人强。日本很早就塑造出了强悍的国民精神,战败后能迅速崛起与此有关。中国国民素质还是松散型的,要是当年老蒋打赢,受美国扶持,大陆人均能达到现在的台湾水平已经是烧高香了,不太可能象日本做得这么好。


二战日本是第一流的输家,中国是不入流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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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5/09 19:35   #10
胡朗
混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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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查一下整个二战期间日本陷在中国的军力有多庞大,如果蒋象汪或象法国人一样,日本用这些兵力,甚至还可能动用数百万蒋的军力,不管是南下和美军作战,还是向北向西和德国夹攻苏联,二战结果殊难预料,不管是大大削弱美国可以在欧洲战场上的兵力投入,还是日本和德国一起先干掉苏联再搞定欧洲,美国被迫收缩投入欧洲和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确保本土和德日隔洋对峙都不是不可能的结果,至于所谓文明(正以)必将战胜野蛮(邪恶),从长期看对不对先不考虑,至少从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区间看只是个振奋人心的口号而已,否则蒙古人也不会横扫欧亚了。

蒋的军队在二战中表现还是不错的,在二战中的作用也很重要,和欧洲那些一掐就死的国家相比强多了,日本人的战斗力从美军和日作战的艰难程度就可以看出来,但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从大的战略上看基本上蒋和日就进入了相持阶段,蒋的一些装备好的部队,如早期的并不算太完善的德械师和远征缅甸的孙立人的军队,都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要是当年老蒋打赢,受美国扶持,大陆人均能达到现在的台湾水平已经是烧高香了,不太可能象日本做得这么好。
纯属没头脑的扯淡。

台湾诞生了几个可堪与民国在大陆期间的那些大师级人物相姘美的大家?
文化最根本的土壤是人口,不是说台湾人不努力,而是台湾太小,“如果要是当年老蒋打赢,受美国扶持”,大陆或者现在已经是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即使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至少也会有一部分远超台湾水平的地区,面积规模和台湾差不多,发展水平和台湾相若的地区不知会有多少个。

大陆学者受政治环境制约,没有完整的人格,难以产生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匠人),大陆学者和西方学者相比,就如胡适说的,没有自由就没有真的学问,双方最顶尖的学者往往差一个境界,因为我们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研究生的教育是在没有真正思想自由的前提下进行的。

我们就现在这样都能如此发展,这说一方面说明我们以前的那一套问题有多么的多,以致于稍稍靠近正道就突飞猛进,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潜力有多雄厚,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我们改进的余地还那么大,也等同于说明我们的潜力空间还大,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管理结构再搞的对头一点,再释放出更大的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来,台湾就不用说了,日本算个屁。
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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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5/09 20:4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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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衰落多种原因,但主要还是怪自己,宋代崇文抑武过度,灭亡咎由自取啊,脚上泡都是自己走的。
你这话有点意思,武力落后就要挨打,那日本侵华,中国也是咎由自取?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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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5/09 20:5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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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同意小高的看法,日本能有今天基本上是因为明治维新。

日本原先的幕府体制,诸侯松散,已经具备西方那种资本主义基础。

武士道精神源于中国,讲究忠君爱国,成为日本强悍民族精神的灵魂。

反观中国儒家思想异化为奴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中国封建基础太强大,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是封建社会的延续。

中国要发展必须来一次思想解放,彻底西化,消灭封建小农经济残余。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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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5/09 22:34   #13
hate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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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满清政府闭关锁国,隔绝与西方交流。
小高第三帖中提到了明代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本书又传到了日本。“几何、三角形、直角、锐角、钝角”等词汇我们今天都在使用,日语里也照抄这些词汇。徐光启还成为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可以说,明代的时候,已经建立起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平台。

但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实行了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科学再度被打入了“冷宫”。《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徐光启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著作,成为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独享的业余爱好。

假如没有满清统治(可叹的是,历史没有假如),相信现在,日语中的现代词汇应该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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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08:25   #14
xyga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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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武士道啊?就你这样的小农思想,怎么完成“消灭小农经济残余”的大业啊? 没睡醒的话,洗一洗再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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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共产主义,我支持民主改革,我支持新闻言论集会自由,反对打着以上旗号招摇撞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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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09:32   #15
davidtree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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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话有点意思,武力落后就要挨打,那日本侵华,中国也是咎由自取?
就是怪我们自己没出息。中国和韩国这种注定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家不同,一切结果自己都是主因,怨不得别人。泱泱大国,被土地和人口不到自己十分之一的国家欺负,难道还去怪火星人???这和一个身体健全的汉子,偏偏过活的窝囊一个道理,最起码主因是自己废物
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發展問題互為因果關係,要盡可能以低成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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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09:49   #16
davidtree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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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同意小高的看法,日本能有今天基本上是因为明治维新。

日本原先的幕府体制,诸侯松散,已经具备西方那种资本主义基础。

武士道精神源于中国,讲究忠君爱国,成为日本强悍民族精神的灵魂。

反观中国儒家思想异化为奴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中国封建基础太强大,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是封建社会的延续。

中国要发展必须来一次思想解放,彻底西化,消灭封建小农经济残余。
忠君爱国的思想既可以成为愚民工具,也可以成为扩张工具,就是一把刀,关键看拿刀人。如果真的人人思想解放,都以自我为中心,你让谁去为国捐躯??还有中国恰恰缺乏封建基础,老兄最恨老毛,但把从秦到清硬是定义成封建社会根本是老毛的政治性怪异历史观(老马那一套按到中国头上),由老郭为其鼓吹。实际上周代才是真正的封建,各地之间有共同文化,有共同尊重的天子,互相之间又不统属,互相攻伐。

欧洲:教皇、国王 周代:天子、诸侯 日本:天皇、大名

秦代开始的集天下大权于中央的国家体制封了哪个,建了什么???只有在汉初部分恢复过封建制。还有所谓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也不能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进行完全概括,就如同从孔子到黄宗羲儒家这个大牌子下面的巨大变化一样。
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發展問題互為因果關係,要盡可能以低成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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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09:5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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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武士道啊?就你这样的小农思想,怎么完成“消灭小农经济残余”的大业啊? 没睡醒的话,洗一洗再睡一觉。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
  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256.htm

其实就是《菊与刀》

还有一说,日本武士道源于中国墨家思想http://hi.baidu.com/%B5%BE%B2%DD/blo...4024f56bb.html一般国家都会以猛兽,猛禽比喻武士、英雄。但在日本是以樱花来比喻武士的。
  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被GCD妖魔化的东西,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错的,有空去看看《黄昏清兵卫》,你会有新的感悟。我当然有小农意识,但是我女儿就比我好,总有一代会小到可以忽略。这是上一代给我们传授的思想意识,如果国家主张大力西化,像日本那样,情况会好的多。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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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10: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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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的那一套研究起来挺麻烦,据说最根源的是周礼中臣之臣那一部分,中国秦代后不存在臣之臣,那一套逐渐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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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10:3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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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爱国的思想既可以成为愚民工具,也可以成为扩张工具,就是一把刀,关键看拿刀人。如果真的人人思想解放,都以自我为中心,你让谁去为国捐躯??还有中国恰恰缺乏封建基础,老兄最恨老毛,但把从秦到清硬是定义成封建社会根本是老毛的政治性怪异历史观(老马那一套按到中国头上),由老郭为其鼓吹。实际上周代才是真正的封建,各地之间有共同文化,有共同尊重的天子,互相之间又不统属,互相攻伐。
是否是封建确实值得商榷,反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那套制度,管他叫什么。
《论语·泰伯第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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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10:49   #20
davidtree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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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的纵向分权问题,欧洲是以小国解决,美国是联邦。中国从来没有解决过,宋代以前中央的横向分权还是比较完善,宋代以后,所有的分权机制都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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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10:5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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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主题,据说二战后日本已经放弃了这种动脑的翻译,改为用假名直接拼英文,甚至以前作的这些信达雅的工作都放弃不用。不知道是不是如此?果真如此,希望百年后日本人有人惊呼,中国传承了日本文化,哈哈。
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發展問題互為因果關係,要盡可能以低成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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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16/09 18:23   #22
xyga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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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看日语的“训令式”是个什么东西,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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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共产主义,我支持民主改革,我支持新闻言论集会自由,反对打着以上旗号招摇撞骗的人

女:你说!你说!到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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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2/26/09 00:0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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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令式是用拉丁字母拼日语,而不是用日语拼英文……
在概念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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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3/08/09 12:1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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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金剛鐵羅漢磨成 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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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的特点之一就是是一字一意,自从中原雅音沦陷,大都话兴起后,阿尔泰语系的构词法开始影响汉语,其特点之一就是复合词大量涌现。
近代中国自满清入关后,越来越落后,同期西方飞速发展,很多词汉语没有只好引进。

先进的国家一定影响落后国家,就像原先日语大概有七成汉字读音源于中国,至少其中一半源于南朝吴音,一半源于中原汉音。
所以必须以古文为本,不要如大陆那样把现代汉语与古代分开,好在国语仍在一定的沿袭了一些古文。当然古文还有文笔与一般的层次,比如说本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种“笔”的文字。
雪中梅下与谁期? 梅雪相兼一万枝。
若是石城无艇子, 莫愁还自有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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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03/08/09 12:26   #25
111
銅金剛鐵羅漢磨成 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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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士人通古文,是以其西语译词亦通。惟其认知水平则大差,今日惟当去除此等语汇中之日人意识而已。
雪中梅下与谁期? 梅雪相兼一万枝。
若是石城无艇子, 莫愁还自有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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